跳出抑制通胀与维持增长不可兼得的思维

　　通货膨胀的风险还没有消除，人们对经济减速的担忧又开始蔓延。根据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2008年上半年GDP增幅为10.4％，为2005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同期最低增速，这让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他们对抑制通胀和维持增长的问题又重新开始权衡。

　　受国内外环境的影响，6月份我国出口额同比增长17.6％，比去年同期下降近10个百分点，而贸易顺差更是同比下降20.6％。出口下滑使得中国经济在经历数年高速增长之后，隐约呈现“拐点”。这一拐点，与其说是由去年以来国内外经济环境中所出现的各种短期性或突发性因素造成的，不如说是我们长久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积弊的一次大爆发。在这种发展模式中，存在着各种价格扭曲，土地价格、劳动力价格、资源价格、资金价格等长期被限制在较低的水平。现在，这样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遇到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便显得格外脆弱。中国已经在全球商品市场上获得了较高的份额，当全球经济遭遇越来越大的衰退风险时，依靠外需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在这一背景下，长期的发展模式转型虽已成为必然，但短期调整的严峻形势却仍是始料未及。

　　出口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困境，使得质疑宏观调控的声音越来越大。不可否认，中小企业在面临全面信贷紧缩时，将会陷入比大企业和国有企业更困难的境地，但我们是否就应当将扶持中小企业的希望寄托在货币政策的放松上？其实，从紧的货币政策并不是造成中小企业资金困难的全部原因，银行体制所固有的问题也是重要因素，正如雷曼兄弟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所说，“信贷紧缩是宏观政策，它对不同类型的微观企业会造成什么后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银行经营体制。”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也说过，“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并不是总量放松就可以解决的，还需要从微观层面寻求解决方案。”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做的不仅是调整货币政策，更要通过体制改革和拓宽面向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来解决。

　　推而广之，我们可以知道，面对抑制通货膨胀和维持经济增长的所谓两难困境，我们可以做的不只有调整货币政策，还可以从改革的角度采取更多措施。

　　我们之所以在两难困境中“挣扎”，是因为我们主要从需求管理的角度观察问题。其实，在需求管理之外，还有以优化结构为核心的“供给管理”，这也是中国宏观调控可选择的方式，财政政策就可以作为供给管理的手段。对此，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分析道：“如政府集中财力着重强化经济社会的薄弱方面和‘短线’领域，可以在‘矛盾凸显期’改进民生、消解矛盾。这只会改进而不会恶化总供需的平衡状态，只会有利于维护‘又好又快’的发展局面而不会助长经济过热。”特别是最近几年，财政收入一直“超常规”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又增长了30％，远远高于GDP的增速。在这种背景下，财政可以运作的空间也随之增大。当然，也有不少人对此表示了担忧，今年突发性灾害频发，使得财政收支有可能面临两头受压的困局。在这种背景下，增加财政支出和减税是否正当时？对此，清华大学世界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为了促进改革、改善宏观经济运行的态势、解决经济运行中的问题，财政收入出现一些下降，甚至产生一些比较小规模的赤字，不仅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合理的。”

　　温总理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指出：“今年恐怕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回顾30年的改革历程，几乎每一次重大改革都是在经济最困难的情况下出台的，不改革，经济就要停顿，没有出路。现在的中国也已经走到了一个全面推进新一轮改革的历史关口，倘若能够把握此次机遇，积极推进和完善市场化改革，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已久的问题，中国经济将会重新出发。

　　围绕当前宏观调控中的诸多问题，我们特别邀请了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李稻葵(清华大学世界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孙明春(雷曼兄弟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陆磊(广东金融学院中国金融转型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和发改委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做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183期。(21世纪经济报道 周慧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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