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说到这些政策，你是什么心情跟我们描述一下？

　　董宝珍：我得到这个消息，我是比较沉默的。我实际上讲是非常不高兴的，我想为什么到现在才采取这样一个措施呢？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四千点采取一个恰当的措施？这一次救市政策实际上是在七十二小时之内推出两个非常强烈的政策，那么我们为什么在那么多人付出那么强烈的代价之后，以这么强烈的措施干预股市呢？因为我们是暴跌，然后政策强烈干预，然后暴涨。而我的投资经验是无论个人投资者，无论机构投资者，任何人都将不能在暴涨和暴跌的环境中获得任何利益。

　　李振宁：我觉得他说的还是对的。因为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如果在四千点就把有一些政策推出的话，这样就不会进入一种全面的恐慌，因为四千点打破之后，是某些大基金在全力出货，到三千七八百点，几大保险公司全力出货，到三千五百点以下很多人就是不讲价值，盲目出货。很多十几倍市盈率的股票，照样杀它跌停板，那么这种情况是应当避免的。比如我们跟美国做一个对照，美国它次债危机是相当严重的，你想它大量的，零按揭、零首付的这种贷款面临危机，很多甚至证券公司面临倒闭，贝尔斯登这样的第五大证券公司要面临倒闭，美国政府它出手非常及时，美联储差不多整个加起来注入八千亿美元的流动性。然后政府宣布一千六百亿美金的减税，高层人物不断地加以表态，这样就防止了多米诺骨牌的倒塌。

　　主持人：我们问问这个华教授持什么样观点？这个是不是应该干预的？

　　华生：更早一些会更好一些。我觉得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对于政府的任何政策出台，就是像我一贯说的如果政府的政策出台以后，是在半山腰，那么它可能会使更多的人，还会在埋怨这个政策。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政府的政策出台之后，投资者应该还是要抱一份清醒，决定市场的根本的方向，还是经济的基本面，而不是政策。

　　主持人：这三个政策当中，哪一个政策对市场的作用可能会更大一些呢？

　　李振宁：说老实话，咱们千分之三的印花税下面照样从三千五一杆子干到六千一百二十四，那点税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为什么大家一定要盯着税这个事儿。说白了这个税的事儿，表明政府的一个态度，因为涨的时候你管了，所以跌的时候人家就希望你管。如果你涨就没管，自己跌下来，肯定你不管，股民也不会这么失望。

　　华生： 对这个印花税调整，应该说它影响的只是交易成本，它的影响确实是比较短暂的。但是呢应该看到，就是第一个规定就是关于约束，所有的发起人股东的流通。这个约定实际上是长期起作用的因素，不仅对我们股改之前的大非(流通股)小非(流通股)，而且呢对我们股改开始以后全流通发行的股票，包括今后发行的股票，所有发行发起人股东都要受到这个制度的约束。所以我觉得，这个制度的影响是长远的。

　　向贵成：我觉得第一条这个规定恰好体现了政府的一种智慧，说它是利好利空。其实意义不大，关键是它表明了一种态度，它在关注股市，我觉得在三千点的时候政府出这么一个含糊的，我认为这叫什么呢？难得糊涂。我觉得本质上，政府是坚守了这种市场经济的契约，股改时候的契约，同时又给市场情绪一种安抚。

　　主持人：但其实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让更成熟的一些政策不断地出台。比如说我们看到大屏幕上的“第四”，现在是用省略号来标注的，所以如果在座的各位你们觉得你们想填空的话，会在这一条上填一些什么呢？

　　华生：如果要我来填呢，这第四个省略号非常重要的一个制度成熟，就是我们的再融资制度的成熟。因为这一次市场的大跌，它的导火索确实是因为中国平安(601318行情,股吧)的巨额再融资引起的。我们的再融资制度应该说存在比较大的缺陷和漏洞。

　　主持人：看来大家对于政策的组合拳还是有很多的期待的，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在中国股市十八年发展的历程当中每当股市出现了低迷的状况时候，总有一股救市的力量会出现。而且呢这似乎已经成了一个轮回的定律，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历史。

　　纵观中国股市的历史，每一次大起大落的前前后后，我们都能够看到政策的身影。1994年，股指在325点时，政府出台三大政策救市，33个交易日内上证指数迅速上涨至1052点，但随后而来的是长达一年多的下跌，最终于1996年1月19日跌回512点。

　　1999年5月19日，股指在1050点时，央行降息、证监会官员发表讲话、《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为股市增强信心，上证指数在30个交易日内上涨64％。其后两年时间里，上证指数不断创出历史新高，并于2001年6月14日达到最高点2245.44点，随后便展开了长达四年的熊市之旅。

　　在这一轮的熊市中，曾在2002年6月23日，由于国有股减持暂停的利好政策，引发了“6·24”井喷，当日沪指暴升9.25％，900多家股票涨停，不过次日即见顶回落。随后一路下跌至2005年6月6日998点，上证指数几乎回到了起点，8月24日，五部委联合颁布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从此启动了一轮波澜壮阔的大牛市，直到2007年10月16日，股市急转直下，在经历了137个交易日后，2008年4月24日，股市又开始再度回升。

　　主持人：当我们把这些年来中国股市当中，政策调控的点点滴滴聚焦在一块儿的时候，我很想问一问我们在场的嘉宾。你们从这些措施当中读到了一些什么？

　　贺强：中国的股市是一个不成熟的市场。

　　主持人：这是第一个结论。

　　贺强：对。因此呢在股市处于极端状态的时候，确实需要政策来调控。

　　许健：中国的股市的话，应该说是政策它的出台或是应该看它的一个，整个我们国家市场的两个阶段。一个阶段从开始九一年到后来二零零一年、二零零五年，这个是股权分置以前，股权分置以前的话有几个不断的曲折，但是那个市场上基本上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扭曲的，有缺陷的，有很多很多毛病的一个市场。

　　主持人：它是带着这种天然的缺陷出生的吗？

　　许健：就是带着缺陷出生。一设计就设计出毛病，所以说很大的毛病先天不足。

　　主持人：先天不足。华先生，您看到这样的一个曲线，您会得出一个什么结论？

　　华教授：从表面上来看呢，好像我们在不断地重复政府来救市，造成这样的一些波动，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一次股市给大家的教训，很多人并没有真正去吸取。就是从二零零五年开始到今年，实际上我们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

　　主持人：是什么时代？

　　华生：就是全流通的时代。

　　主持人：这样的一系列的调控政策，它究竟是一个逐步成熟的过程？还是依然在原地踏步的一个表现？

　　李振宁：我的观点认为是正在成熟，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这些老股民都知道，当年我们的行政干预到什么程度，那是分额度啊。全国妇联、共青团、工会，都会分额度，谁能上市是拿额度。那种行政干预的力量太大太大了。

　　嘉宾：跟粮票似的。

　　李振宁：那完全不一样，后来咱们国家的指导原则又是什么，为国企解困服务那都太具体了，一直指导到企业赚钱的还不能上，上了一个赚钱的，你还要捆绑一个坏的上来，帮个穷。那这就完全扭曲了证券市场的作用。所以那时候为什么要救呢？那很简单，都是你给整下去的，你不救吗？这一定得救啊，那个时候的政策是跟现在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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